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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冗官之弊，究其原因，一是入仕之门广开，科举取士，每科取士进士六七百人，诸科千余。恩荫泛滥，按官阶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特恩荫补等等，有时一年荫补一千多人。二是机构重复建设，天下有定官而无限员，常常几十年过去，官员数已是倍增。
赵佶重申蔡京改创自神宗太学三舍法的兴学之举，县学、州学、太学层层考选而升，进士从太学考录。自县学起，列文科、武科、算科、医科、将作科，每年朝廷与各级官府从各级各科录取一定名额入仕。每五年举行一次科考，于三级学校之外，文科取士二百人，考生由县令以上地方主官推荐，算是补遗，也算是给文官阶层的一个特权。而各战区军将以上每年每人可推荐两名军中良材免试入太学武科。以后军中各级将领，除以军功晋升外，从各级学校考录。
重定恩荫制度，大幅缩小范围，只惠及皇亲与各部主官、各战区主官以上，特恩荫补只赐于对朝廷有大贡献者，无论官民。荫补者出实职差遣需经考录。
根据定官定员，现有冗员有病亡老退者不再补缺，直至达到定官定员之后，方可补录。
重定官员考课法，废除官员无论贤愚、庸能，三年一迁的磨勘制度与皇帝随意诏迁制度，三年考课善政者可破格升迁，合格者可迁一级，不合格者诫免不迁，恶政者罢官问罪。
设审官院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另增吏员，由皇帝于三年吏部考课结束后，指派领官属员审察复核考课结果。并再次下诏明确由各路布政使每三年推荐三名州官(知州通判)五名县官(县令县尉)报审官院审察，由布政使对推荐之人负责，所荐非人则受牵连。
由于徽宗崇道，全国道士人数激增，赵佶下诏停发道牒五年，僧牒减半。
重定恩荫制度遭到朝臣们激烈的反对，左相何执中请求缓议，侯蒙亦上疏请求圣上三思。
赵佶态度异常坚决，并在五日一朝的百官朝会上当场罢免了谏院两名严辞反对的御史。
对赵佶来说，曷懒甸之战的消息让他有了紧迫感，不得不将原先考虑的用五到十年时间紧决冗员冗费的问题的计划改为三年，为了不招致激烈反对，赵佶将定官定员裁官的计划改为定官定员冗员自然消化的政策，改从官员入口收紧。
随着赵佶一步步对官员入仕、考核、升迁、致仕等诸多层面定制的出台，官员的面貌相信会有改观。
赵佶令政务院宰执全面讨论神宗与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检讨各法得失与施政中的问题。
由于均输、青苗、免役法等已有定论付之在行，可不予讨论，主要讨论于元丰八年废止的方田均税法。
赵佶查阅过这条变法的卷宗资料，由于此法推行断续不定，进展缓慢，仅在京东、河北、开府、陕西等路平原州县推行，在当时并未引发新旧两党的重视。但赵佶却从几路查出的隐漏田地仅平地一项就超过一百三十八万倾的数据发现了隐田漏税问题的严重性。他推测，土地兼并严重的富庶两浙与江南情况会更严重。
田土数量关系赋税，也与免役等法息息相关，历朝历代都会不定时清理隐田漏田。
赵佶要求政务院先于方田均税法实施之前，对两浙与江南诸路州县主官进行考课，撤换庸官，改用年富力壮、正直果决、支持新法之吏。
在官员选任完成后，由地方官府与户部、财部、国子监差遣的太学生、廉访司一道，率先在两浙与江南诸路清丈田亩、检查漏赋、均定田税，由政务大臣李光赴杭州主持。
最迟于明年六月，在全国实行方田均税法。
由于两浙与江南地主豪强势力很大，为防意外，枢密院令东南战区定远、定安军进入备战，严防动乱，又令镇抚司南衙指挥使刘昭远亲赴杭州坐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