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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陇西发生了大地震。
消息传到了上都，重病中的元文宗图帖睦尔仿佛听到了上天的召唤，不几天便死了，年仅二十九岁。
文宗在位不足五年，他死前自悔谋害兄长之事，吐露真情，遗诏立明宗之子妥懽帖睦尔为帝以自赎。死后葬起辇谷，庙号文宗，谥号圣明元孝皇帝，尊号[汗号]札牙笃汗。
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朝代，巅峰时期的疆域超过两千万平方公里。但元朝的寿命很短，只有九十七年。真正在位的十一位皇帝中，首位皇帝和末位皇帝就占了一大半的时间，中间的九位皇帝总共才统治中国三十七年。
有人说，元朝的灭亡是由于繁重的“苛捐杂税”。
其实，这是一种谬误。元朝是一个即开放又发达的社会，赋税并不繁重。
从明朝范濂记叙的松江赋税情况来看，元朝虽以貉道治天下，但元朝的赋税远比明朝轻。万历年间的文人沈德符认同了这种说法，表示：元朝在历代历朝中“取民最轻”。
明末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
除了赋税轻以外，元朝百姓亦不苦于劳役。从《元史》的记载来看，自从江南地区归附元朝以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朝廷从未从江南征调劳役。在《国榷》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
各种史料都表明，活在元朝的汉地百姓虽不被蒙古人尊重。但是，他们同样不会承担其他朝代繁重的徭役赋税，百姓造反的原因并不是徭役繁重。
我认为，元朝的灭亡是输在文化上。
古语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何况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呢？
中国文化，不但教你“修身治家”，还教你“齐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但告诉你如何打天下，而且还教着你如何坐天下。这样好的文化，元朝统治者却不愿意接受。
我们必须承认，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普遍落后于汉文化。当元朝统一中原以后，却废除了科举制，而“重武轻文”，传统儒家思想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模式被打破了。文人不再是那个时代的骄子，地位也排在了娼妓之后、乞丐之前的“臭老九”。
统治者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也没有继承汉族传统的“有嫡长子立嫡长子，没有嫡长子立长子”的嫡长制继承制。
元朝是在亲人当中推选大汗的，只要是成吉思汗的后代，都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这就导致皇室内部的斗争频频发生，直到元朝灭亡都没有停止过。这样的继承制，才使得三十多年中上任了九位皇帝。皇权不稳，朝代如何稳固？
其次，元朝没有严密的处理政务的机构。元朝没有上早朝的习惯，因此很多事务都无法第一时间解决和上报，导致一些宦官隐瞒真相。元朝大多事务都由宰相亲手处理，所以宰相揽有很大的权力，慢慢的就可以左右皇位的继承人选。而且，元朝的大臣也大多为蒙古人，皇帝十分信任这些人，大臣的权力也不断增加，他们也有权力去帮助别人争抢皇位。
可见，元朝虽然统治了中原，但是他们没有汉化的打算，他们也没有学习传统的儒家思想，更没有任命过多的汉族人当官。元朝统治者们歧视汉族人，认为汉族人是低等人，不拿汉族人的命当命看待。他们还颁布了一系列维护蒙古人，歧视汉族人的法律条文。这样就导致了汉族人和蒙古人的矛盾不断被激化，民间的起义也不断增多。
蒙古人虽然会打仗，但是他们治国的能力与打仗的能力不成正比，很多国家事务都没有太多的思考，而是直接了断，也不去考虑过多的后果。再加上皇帝的贪图娱乐美色，不理睬政事，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由宰相处理，导致皇帝的权力一再的被减弱。
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有预兆，那就是“天灾”。而这“天灾”都是由“人祸”造成的。
中国古人早已有言：天灾与人祸紧密相连。天灾由人祸而起，而造成人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君王不修德政。历代明君往往把天灾视为上天的警示[1]，并反省自己的修为，进而修正错误。而不行仁德之政的末世之王，或昏聩或残暴，往往无视上天的警示，其灭亡的命运最终无可避免。
元顺帝就是这样一个末代皇帝。他在位三十五年[1333年-1368年]的时间里，也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十二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死人无数。到顺帝后期，几乎每年都有一场疫病。
从历史调查来看，我们基本可以梳理一条“天灾人祸”的主线：
首先，是十四世纪中期黄河流域发生严重水患，朝廷无力堵住黄河决口，只能任由水灾肆虐；十四世纪五十年代，有可能是“黑死病”在中国蔓延，肆虐的瘟疫对饱受饥荒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元朝统治的和平年代，有一年收纳的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粮食，江浙就占了四成，河南占两成，江西占一成，一成在腹部[中央辖区]，一成在湖光、陕西、辽阳。也就是说，元朝的税收和粮食收入的40-50%来自江苏和浙江。
但在元末，浙江东部，方国珍起义、苏松和浙江西部其他地区被张世成占领。河南和山东蝗灾普遍存在，陕西等地发生了自然灾害。由此，京师便萧条了。
面对饥荒和受灾的百姓，历朝历代都是朝廷来救济饥荒灾民。但当时的元顺朝廷已经缺粮，甚至连首都的人民也成批挨饿致死。他们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粮食去救济百姓呢？
元代大臣为了保证京城的粮食供应，在河北省的熊州和巴州耕种农田，被称为“京粮”。但是在十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有大的饥荒发生，以及人吃人的人类悲剧发生。四年后，饥荒、洪水和蝗灾再次降临。第十九年，蝗虫遍布山东、河东、河南和关中省。百姓和马匹不能通行，沟渠都被填平，百姓岂能不挨饿？
大的饥荒在中原爆发后，北京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更糟。当时“北京的饥荒就杀死了数百万人。”十一门外各自挖了万人坑去埋葬尸体，乌鸦成群，通宵嚎叫。
再一个，十四世纪欧亚大陆曾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瘟疫，是世界史上最严重的疫情。根据考察，疫病的源头就在蒙古人的世居地。原本，蒙古人的世居地相对偏僻，与其他国家相隔绝，但是，随着蒙古人发动侵略战争，病菌被蒙古骑兵带到了欧亚大陆。
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很多天灾瘟疫，大多与朝代变迁相关。在每个朝代末期，往往是统治者昏庸无道，天灾人祸不断，洪水氾滥、地震频繁、饥不裹腹的民众四处起义，整个社会十分动荡。最后，大批人在瘟疫、洪水、战乱中死去，一个朝代也就结束了。
中国文化是优秀的文化，它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并称为人类四大古文明，代表着人类古代文明的高峰。
虽然，其他古文明都陆续凋谢了。但是，中国文化将永不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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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外预言神警示人 行善才能避过灾劫
中外历史上著名预言，如诸葛亮的预言《马前课》、明代刘伯温预言《烧饼歌》、北宋邵雍的预言《梅花诗》、西方的《圣经启示录》、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等等，以及这些预言对今天人类的警示。其中刘伯温预言《金陵塔碑文》都很明确地描述了将要发生的大瘟疫的景象。
神是慈悲于人的。为什么禽流感迟迟未变异成大流感？在频频的天灾人祸中神警示人并给了人时间。不论是禽流感，还是其他瘟疫或自然灾害，终有一场灾难将来临，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格庵遗录》对这场大瘟疫以“六角千山鸟飞绝，八人万径人迹灭”来形容，六角指天[天的字形有六个顶角]，八人指火，天火在古字中有瘟疫之意，故这句话是说当大瘟疫来临时，千山将看不见飞鸟、万径人迹灭绝，形容死亡人数惨烈之余，似也透露出禽鸟与瘟疫有关的天机。
明朝《刘伯温碑记》预言也预测了瘟疫的存在。预言中说：“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人类只有行善才能避过灾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