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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我的评价，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那不是自豪的光，而更像是一种被理解后瞬间松弛的表情。“学生们常说我讲课像在做哲学实验：先给他们一个假设，然后拆解，最后再用数据把可能性驳回一半。他们要的是答案，我给他们的是问题如何被生成的过程。也许这枯燥，但那是我工作的诚实。”
我倚在椅背上，凝视他刚才用来支撑论点的那份平静。桌面上的碗碟映出杯沿的倒影，像是被切割的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曾被教导要分辨真假、是非、轻重。那些训练令我能在刀锋上思考，也让我学会在普通人的话语后面看到深层的动机。此刻我更想知道的是：一个连自己都说枯燥的教授，如何在夜色下抽烟，仍能谈出深沉的疲惫。
“你为什么会教哲学却转向生物工程？”我不禁问出这个我自己都不确定动机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好奇，或许是想把谈话拉回到更个人的轨迹上，让他在叙述中展露缺口人心的缺口总能套住故事的真实。
他看着我，眼神由轻到重，好像在把答案从记忆里挖出来。咀嚼了一会儿，他说：“哲学给了我问题，生物工程给了我问题的可测量性。年轻时我以为理念能主导世界，后来才发现理念若没有手段，终归像空中楼阁；而方法若没有反思，则变成冷漠的机器。我想把两者结合——把伦理学放到基因编辑的试验台上，让每一步取舍都有可以回溯的理由。”
话里的分量让我沉思。这种把伦理和技术并置的愿望，在当今这个时代并不罕见，但能把它说得轻而不浮的人却稀少。他不是把科学当作信仰，也不是把哲学当作装饰；他把两者看成对话者，在实验室与讲堂之间搭桥。这让我对他多了几分敬意，也多了几分警觉：敬意源于那种试图统一割裂世界的勇气，警觉则来自对其可能失败的理解：把道德强加给技术，或把技术简化为道德工具，都是危险的极端。
窗外雨渐小，街角的灯光透出湿润的金色。我们的面碗渐空，话题像碗里的汤，愈煮愈浓。他忽然收回了笑意，神情变得有些沉重，“不过有时候，课堂外的世界比课堂里的理论更难以承受。学生们把问题当成批量处理的题库，研究被项目制绑架，成果变成能上报的数字而非能改变生命的实作。生物工程的每一步都可能触及人的根本，我常常晚上睡不着，思索哪些界限是我们不能逾越的。”
我能感受到他语句背后的孤独——那种知道自己握着强大手段却没有足够同伴去共担伦理重任的孤独。在异世的山河中，我见过为了理念而牺牲的群体，也见过为了利益而辜负理念的个人；现代世界把这些问题打包成复杂的术语：利益相关者、伦理审查、监管不足。但无论词语如何华丽，压在胸口的仍是人心的重量。
“你怎么看待真相与幻象？”我突然换了一个更为抽象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他曾说学生觉得他枯燥，我想逼他从教学走到哲学的核心：知识的边界在哪里？真相如何被塑造？我们在真相之外还能保留多少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