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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哲重重敲了敲桌子，震得桌上的茶杯微微晃动，说：
“我知道有人会说‘小题大做’，说‘一部法改不了人心’。可如果连政府都不为好人撑腰，谁还敢行善？”
“有许多同志可能认为，岁末年头的，市政府和我这个市长，还有在座的诸位，千头万绪的有多少工作在等着去做。今天却突然开这么一个会，关心看似是一件小事。可是同志们想过没有？如果连我们曾经最基本的道德素养都没有了，我们的所谓经济实力有什么意义？
“你说长宁的GDP是多少多少，很自豪是吧？
“可是你看到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门口，那些接子女的家长没有？那是在告诉我们这样公务人员，老百姓对我们长宁的社会治安不放心？
“你看见审美到了极低俗的而反而引以为美的现象没有？那是我们对老百姓的优秀文化推广的缺失！
“你关注过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孩子的食品是不是安全？”
闻哲的提议，让在场的人都眼前一亮。办公室主任陈浩激动地说：
“市长，这个提议好！有了专门的法规，我们处理这类事件就有法可依了，也能给全社会一个明确的导向，讹诈行为，行不通！”
闻哲点点头，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会专门向你们傅主任汇报、沟通的。”
会议结束后，专项调研立刻启动。办公室组织了十二个调研小组，分赴各个区县，召开了三十多场座谈会，邀请了市民代表、法律专家、医护人员、老年人群体和退伍军人代表参加。
在周大勇所在的社区，调研小组特意邀请他参加座谈会。当周大勇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担忧时，在场的市民代表都红了眼眶。
“我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保障。”
周大勇的话，被写进了调研报告的扉页。
会议结束后，立法调研刚启动就遭遇了阻力。
有老同志就找到闻哲，劝他“三思”：
“闻市长，这种事自古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立法太较真容易引发舆情，万一被说‘针对老年人’，反而适得其反。”
还有法学专家提出质疑：
“‘恶意’的主观认定太难操作，万一误伤了真受伤的老人，谁来负责？”
闻哲没有动摇，他亲自带着调研小组在周大勇所在的小区开了场座谈会。
一位大妈抹着眼泪说：
“市长，我们不是不心疼老人，是心疼好人啊！您要是能立法，我们以后扶人就有底气了！”
还有人在叹息：
“想不到，现在连扶个人也这么危险！”
“再这样下去，谁愿意做好了。”
“现在大家的抱着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来对待人际关系的，有正义感的人太少了！”
调研小组最终收集到1200多条有效意见，把“恶意”界定为“无证据情况下故意捏造事实、索要赔偿”，还增设了“老人过错减免救助人责任”条款，打消了各方顾虑。
司法局联合公安局，对近三年全市发生的“扶老纠纷”进行了全面梳理，共收集到类似案例五十七起，其中三十五起当事人因没有监控证据被迫私了，平均赔付金额达2.3万元。同时，他们还借鉴了其他城市的经验，比如杭州的“见义勇为保障条例”和广州的“诚信黑名单制度”，为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文明办则发起了“守护善心”网络征集活动，短短一周就收到了2.7万条市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