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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莽心中还藏着一些侥幸心理。
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赤眉军、绿林军，不过是一群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罢了。
他们的目的单纯而又朴素，无非就是为了能够填饱肚子，根本没有什么过分的政治诉求。
王莽对于各地呈报上来的封事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发现这些反叛的农民军时聚时散，如同无根的浮萍一般。
他们大多在青黄不接、粮食短缺的时候起兵，蜂拥而起去抢夺那些富户大户的粮食。
而到了农忙时节，他们又都顾着地里的庄稼，纷纷解散回家收麦子去了。
这种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行为，在王莽看来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再说他们的军事战力，更是让王莽不屑一顾。
这些成千上万的队伍，竟然连最基本的文告、官号、旗帜、徽章都没有，简直就是一群散兵游勇。
据说他们的最高首领在费尽心思想了半天之后，才给自己封了个“巨人”的号。
而其他人的称号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什么“三老”、“从事”、“祭酒”，一听就知道是典型的小农意识在作祟。
王莽心中暗想，就凭他们这点野心和见识，谅他们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因此，在王莽看来，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匈奴问题。
在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
随着乌累单于的逝世，其弟呼都单于继承大位，这标志着匈奴与新朝之间的关系迎来了新的转机。
呼都单于为了展现其友好态度，特别派遣了两名使者前往长安，以传递和平的讯息。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使者并非普通的匈奴人。
而是与王昭君有着深厚渊源的外孙须卜当夫妇的长子奢，
以及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
他们的到来，无疑为匈奴与新朝之间的和平缔结增添了一抹浓厚的亲情色彩。
然而，尽管使者们带来了呼都单于的善意，但王莽却并未立刻给予积极回应。
他认为乌累单于曾反复无常，因此也对呼都单于的信任持保留态度。
在王莽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战争才是最终手段，而且单于的位置必须由自己人来坐。
为了推进这一战略构想，王莽召集廷议，向群臣阐述了自己的计划：
“在匈奴贵族中，唯有须卜当一人真心归附中原。
因此，新朝应该将须卜当迎至长安，扶植他为新的单于。
随后，大军挥师北上，攻破呼都单于的势力，再辅佐须卜当登上单于宝座，从而确保边境的永久安宁。”
然而，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大司马严尤的反对。
严尤认为，须卜当在匈奴内部地位显赫，掌控着匈奴右部的实权。
他治下的领土从未侵扰过新朝的边境，甚至还时常为中原传递匈奴内部的情报，堪称中原安插在匈奴内部的高级间谍。
若将须卜当安置在长安，无疑会剥夺他在匈奴的影响力，使他变得与普通胡人无异。
从长远利益出发，维持现状才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但王莽却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以奢的名义邀请须卜当夫妇来到边境会面。
新朝派出的说客是王歙，一位与王昭君家族有着深厚关系的官员。
王歙和奢共同说服了须卜当夫妇，使他们同意前往长安。
面对这一重大政治抉择，须卜当夫妇也曾有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和分歧，
甚至他们的次子也因此选择返回匈奴，拒绝随同前往长安。
但最终，出于对中原的深厚情感和对未来的憧憬，须卜当夫妇还是决定跟随王歙和儿子奢踏上前往长安的旅程。
然而，他们却再也没能踏上归途，回到那片熟悉的草原。
王莽迅速册封须卜当为须卜单于，奢为后安公爵，并给予他们极高的尊荣和宠信。
后来，须卜当离世，奢继承了他的单于之位，更受王莽的器重。
甚至，奢还迎娶了王莽的私生女，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关系。
王莽在扶植了自己的单于之后，准备挥师北上，一举平定匈奴。
他指派了严尤与廉丹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将领出征，号称“二征将军”。
廉丹刚刚从西南边境的战场上归来，虽然曾在那里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最终还是未能彻底平息益州的叛乱。
整个西南边境的局势已然糜烂不堪，与北部和西部的边境状况同样令人堪忧。
严尤和廉丹的出兵计划原本需要整个北方战线的全面协同，
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奇怪战争已经拖了近十年，使得战线的调度变得异常复杂。
不是军队准备不足，就是粮草匮乏，种种问题层出不穷。
王莽为了保障前线供应，下令全国各郡缴纳百万谷帛，然而军事行动却依旧迟迟未能启动。
在这延宕之际，内地的叛乱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关东的流民自号赤眉，开始四处攻城掠地，局势开始变得不可收拾。
另一边，呼都单于见自己的和平使者不仅未带来任何实质利益，
反而促成了须卜单于的崛起，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其恼怒之情可想而知。
须卜当离开后，他原本统领的匈奴右部被单于的亲信所替代，整个北方战线从东至西都遭受了匈奴的猛烈袭击。
边境的动荡导致大量流民涌入内地，却发现内地也已陷入混乱之中。
然而，即便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王莽仍坚持不与匈奴和解，对严尤的多次劝谏置若罔闻。
直到最后一次，严尤主张当前的首要任务并非征伐匈奴，而是应关注关东的赤眉军叛乱。
但这番直言不讳却直接触怒了王莽，立即被罢免了大司马职务。
并将匈奴问题和内乱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严尤，指责他
“匈奴不绝，盗贼不息，都是你不畏天威，不听从予的诏命！”
脱离了大司马之位的严尤，不禁回想起自己曾在形势尚好时给王莽上过的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他深刻分析了历史上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伐策略:
“周朝将游牧民族驱逐出境的策略属中策。
汉武帝虽经过三十年战争将其降服，但国家内耗严重，此属下策。
而秦始皇耗费巨资修建长城却收效甚微，实乃无策之举。”